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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政治學一個永恆的難題：體制對人的壓迫。當體制的強大力量排山倒海而來，被壓迫的個人，或聲援壓迫者的個人，都會覺得孤立與絕望，宛如螳臂擋車。林冠華就是置身在這個孤絕情勢之下；2010年苗栗大埔的朱阿嬤、2013年陸軍的洪仲丘、2013年大埔的張森文，也是在這種孤絕情勢下或是自殺，或是被活活整死。喻之為「體制殺人」可也。

難怪很多政治犯的口述史提到，他們在獄中企圖自殺、自殺未遂；事實上，也有不少政治犯在獄中自殺身亡。

所以，自殺是來自體制的壓迫，是被體制逼出來的決絕手段，是人最後所能行使的抗議權。筆者絕不鼓勵自殺，因為這對自殺者沒有一絲一毫的好處；但逼人自殺的體制，或者制度，必須被追究，否則死者的犧牲太不值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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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1960年代，《新生報》撰述委員單建周，因過去在大陸的紅色關係，遭調查局「約談」後，跳樓自殺。無獨有偶，1970年代，一位湖南華容縣人何光曙，也因類似情形（被調查局追究紅色關係），從醫院跳樓自殺。



這些案例，雖然案情不一，若同若異，但背後都有強大的體制加害力量。乍看之下，許多人是被特務害死；深層來看，其實是被特務執行的體制暴力逼死。因為從恐嚇、約談、逮捕、偵訊、刑求，乃至日後可以想見的判刑和坐牢，都由國家機器執行（特務也是國家機器之一）。一旦被送上這條體制性迫害的「生產線」，眾苦交加，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；那種孤絕處境，很容易讓人生起自殺的念頭。

1960年代，綠島發生一件愛情悲劇：「綠島百合」蘇素霞，因拒絕接受新生訓導處劉姓政戰官的政治勒索――嫁給他，否則要對她所愛的政治犯曾國英不利，選擇服毒自盡。

體制殺人，手段不一。在白色恐怖時代，這是大規模和制度化進行的作業。尤其在戒嚴體制下，林林總總的政治案件，被判刑槍決的政治犯超過一千人――這還不包括被秘密殺害者（如1950年海軍色恐怖案）。而這兩者，只是體制「直接」殺害的人數。

簡言之，只要控制幾個希旨承事的老師（包括教育部長），即可控制課綱；只要控制課綱，即可控制學生思想。這是利用體制之力來「順風駛帆」，成本低廉、效益無窮。難怪教育部（其實就是馬政府）一意孤行，即使林冠華以死抗議，仍強硬在八月一日讓新課綱上路。宏觀來看，這是以關鍵少數影響絕對多數，是「阿基米德槓桿原理」在政治學上的應用。

【專文】體制殺人 ～悼念為公義犧牲的林冠華 貸款

1970年車貸代，師大學生周一回被控「閱讀匪黨書刊、為匪宣傳」，遭調查局逮捕。他的寡母焦急如焚，竟以最激烈的手段――自盡，逼迫當局放人。

逼死林冠華的體制，簡單的說，就是「淪為政治工具」的貸款高中課綱體制。這是馬政府的精打細算：只要掌握幾個「微調小組」成員，加上幾次非法黑箱作業，將課綱強渡關山，送上教育體制的「生產線」之後，則全國各高中都會照新課綱教學。如此一來，戒嚴時代愚弄無數學生的「政治性歷史教育」，即可捲土重來，繼續洗腦一屆又一屆的高中生。